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CSET)的数据显示，大部分获得博士学位的 STEM 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外国留学生在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其中以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人数最多。2000 年到 2015 年期间在美国毕业的外国 STEM 博士中，到 2017 年 2 月大约 77% 的人仍居住在美国，非 STEM 专业博士留美比例为 55%。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 2008 年左右的经济危机期间，留美比例有所下降。中国博士留美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90%，印度次之达到 87%，其他国家平均为 66%。留下来的中印留学生通常会长期居留，甚至寻求成为美国公民。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则会慢慢离开美国。美国大学仍然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标。2000 年至 2019 年间美国大学授予的 50 万个博士学位中国际学生占了 40%。

中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Kurt Wilson 听说所在的大学正使用一种有争议的在线监考工具——Honorlock，他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该公司的业务在疫情期间快速发展，他们承诺使用人工智能支持的软件“监控每一名学生的考试环节，并在检测到任何潜在问题时提醒现场监考人员”，用这种方法杜绝学生在远程考试中作弊。该件可扫描学生的面部以验证身份，跟踪计算机麦克风捕捉到的特定短语，甚至承诺搜索和删除在线泄露的考试问题。Honorlock 的一项功能特别引起了 Wilson 的兴趣。公司材料称，他们提供了一种 Honorlock 称为“种子网站”或者其他人称为“蜜罐”的方法跟踪作弊的学生——这些虚假的网站可远程打小报告，报告有哪些学生在考试期间访问了它们。Wilson 仔细研究了该软件的专利以了解更多信息，找到了材料中列举的示例站点。Wilson 过去一年一直在寻找通用代码和相同的测试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他发现了大约十几个显然与 Honorlock 相关的蜜罐，有五个站点仍在运行。虽然也有公司提供使用学生的网络摄像头进行跟踪的服务，但是建立虚假网站捕捉潜在作弊者的做法似乎是一项创新——对于一些专家来说，这种做法跨越了道德的边界。以前学生在网上搜索答案可能一无所获，而现在一个诱导犯罪的网站将引诱他们。圣约翰大学研究远程监考的副教授 Ceceilia Parnther 表示，这种情况很讽刺：为了发现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用蜜罐“陷害”学生，这种做法本身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存疑。

1918 年大流感在全世界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和今天的新冠疫情类似，很多地方的政府也在疫情期间关闭了学校。学校的关闭对学生的教育以及未来的工作是否会有长期影响？根据发表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德国曼海姆大学、美国迈阿密大学和芝加哥联储的经济学家使用报纸档案分析了 1918-19 年期间美国 165 个大城市关闭学校对学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1920 年的入学率以及 1940 年他们的教育成就和劳动力市场都没有受到学校关闭的影响。研究人员强调 1918 年大流感和今天的新冠疫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能根据过去的情况推断今天的环境。

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性别偏见是影响“软科学”或“硬科学”标签使用的一个因素。女性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的参与因学科而异。例如尽管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女性几乎实现了性别平等，但在获得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中，她们仍然只占 18% 左右。在一系列实验中，研究人员修改了关于女性在化学、社会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表现的信息，让研究参与者阅读。然后要求他们将这些领域按照“软科学”或者“硬科学”进行分类。在所有的研究中，只要引导参与者相信有更多的女性在某个领域工作，他们就更有可能将这门学科划分为“软科学”。此外“软科学”这个标签会让人们贬低这些领域——觉得它们不那么严格、不那么值得信赖并且不那么值得联邦研究资助。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大学生人数减少了一百万以上。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21 年秋季美国高校本科生人数减少了近 50 万，延续了之前一年的下降趋势。相比新冠前的 2019 年秋季入学人数，本科生入学率下降了 6.6%，为 50 余年来最大幅度的下降。社区学院的招生人数在疫情期间下降了 13%。美国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研究中心负责人 Doug Shapiro 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高中毕业生能找到工作，美国失业率在下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低技能要求的工人薪水在上涨，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也能很容易找到工作。 Shapiro 表示，读完高中后工作在短期上有收益但长期可能会带来损害。离开学校越久就越难返回教室。

部分美国学院和大学正在裁减整个院系。表面上，这些削减和终止的原因是“优先级”，这是大学管理人员对哪些学科值得资助和关注进行排名的术语。纽约圣约瑟夫学院的一个“优先级”委员会将其描述为“中心性和重要性”、“需求和机会”以及“生产力、收入和资源”的排名。如果这些说法听起来像是大学行政人员啰嗦晦涩的官话，那是因为它们巧妙地将行政判断伪装成某种正当程序。在全美范围内，这样的术语被用在社会科学系和文科系上。突然之间，这些院系的教职工被期望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以及为什么会有人需要一个英语学位。

来自印第安纳州玛丽安大学和普渡大学的两个例子也揭示了如何使用“优先级”等术语掩盖出于政治动机的“切除手术”。优先级通常认为工程院系需要从管理部门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和被视为无用且毫无意义的英语或政治学等专业不同，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隐含着对工作的承诺。如果能冲进让我们的数字宇宙成为可能的编码者大军，成为其中一员，谁还需要读过莎士比亚或者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就是梦想所在。实际上“优先级”辩论是改变美国高校政治人口统计分布的绝佳掩护，特别是在深红州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玛丽安大学的案例很有启发性。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领域的支持巧妙地对应着清除最左倾教授的项目，这样的教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教授英语、历史或者政治的院系中。如果你在印第安纳州之类的红州有一个右倾的董事会，那么像 Johnny Goldfinger 这样的教授就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会威胁到那些希望学生选民对民主进程了解得更少而不是更多的人。在一个一切都围绕着政治路线分裂的国度里，这可能是对大学校园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的秘密攻击。

尽管当前关于文科的辩论可能会让你相信，但并不是所有的雇主都在寻找软件开发人员。长远的观点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刻。管理人员认为最值得优先考虑的编码和其他功能很可能会让人工智能完成，人工智能可以以比人类更高的精度和速度完成这些艰苦的工作。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文科教育对生存至关重要。在教育学生如何尊重差异并就分歧进行对话时，文科教育提供了维持健康、有效的民主所必需的技能。

根据认知武断地进行排名，让一种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这种做法既不能够让所有学生都赚到丰厚的薪水，也不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削减院系和教授与提供最好的教育毫无关系，只有当这种做法的真实目的是更大政治项目的一部分时，它才有意义。

观看讲课视频已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学生青睐这种学习方式，认为可以灵活选择学习时间。学生还喜欢选择加快视频播放速度减少花在观看视频上的时间。那么加速观看讲课视频对学习会产生什么影响？根据发表在《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加速看讲课视频有益学习，但加速也不能太快，太快会影响理解。在实验中，UCLA 的研究人员招募了 231 名学生以正常速度、1.5 倍速、2 倍速或 2.5 倍速观看两则 YouTube 视频，其一与不动产评估有关，其二与罗马帝国有关。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全屏观看，不要暂停或记笔记。观看结束之后学生要接受理解测试，在一周后再接受第二次测试。结果显示，1.5 和 2 倍速组学生的表现与正常速度组的表现一样好，但 2.5 倍速对理解有影响。时间毕竟很重要，以 1.5 倍速和 2 倍速观看讲课视频对学习是有帮助的，以 2 倍速观看讲课视频的学生还可以观看两遍，比正常速度组对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加速看视频的优势主要发生在考试前。

从智能手机到学校到娱乐，父母可轻松跟踪孩子几乎全部的生活。所有智能手机都配备了开箱即用的共享位置功能，Life360 或 Bark 等受欢迎应用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增强”功能，例如驾驶监控和相册扫描等。这些应用背后的公司收集了关于数百万青少年和儿童的大量数据；Life360 最近因将其出售给数据掮客而受到抨击，这些掮客反过来将有关儿童行踪的信息出售给“几乎任何想要购买它的人”。默认情况下，从 Netflix 到 Microsoft 的各种服务会通过家庭账户将关于儿童活动的信息通知给家长。（有一些服务如 Amazon，干脆无法关闭家长通知。）学校越来越多地通过具有家长 Web 界面的学习管理系统提供孩子的日常成绩和作业完成情况记录。（ClassDojo 行为监控系统声称在美国95%的小学都在使用。）这些系统不仅给教师造成了负担，而且还产生了家长将密切监控课堂表现的预期。对社交媒体危害的回应通常建议加强家长监控，以解决算法放大对未成年人危险的内容的问题，正如参议员 Richard Blumenthal 在去年秋天要求 Facebook（现为Meta）“结束 Finsta”时所做的那样，他用了家长不了解的“假Instagram”这个俚语，允许更多的家长监控。如果你的孩子玩多人游戏，那么你基本上就是一道主要防线，帮助他们抵御在线霸凌并同与他们共享服务器的、有问题的成年人打交道。一些父母还使用了家庭摄像头监督独自在家的孩子，很多家庭做了设置，以便能有效地监控在线活动。如果你每天会多次查看孩子的位置，在他们交作业或者租电影时得到通知，跟踪他们在社交媒体和游戏中的聊天内容并阅读他们的短消息，你的表现就或多或少地像是 Cory Doctorow 在《Little Brother》中描绘的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暴徒。（但由于你们只是一两个人，这可能会耗占你们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陷入这种父母全景式监狱毫不费力：简单、漂亮而诱人的界面旨在让父母们感到持续监控是温暖、模糊并负责任的。已知地图上孩子的圆形头像减轻了自古以来父母养育子女时的内心焦虑。当我们在线查看孩子并发现他们是安全时，这些设计会让我们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已检查过了。

中国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周二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其中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4.1%。留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2022年，我们将继续把‘双减’督导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加大督办、通报、约谈和问责力度，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新的成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称。

加州正在审批公立学校数学教育的新指导方针，San Francisco Standard 报道：“将代数1 调整回到 9 年级，降低微积分的重要性，将社会公正原则应用于数学课程。”新指南方法本应在本月早些时候获批，但由于受到关注引发争议而推迟。

数学教师 Rebecca Pariso 表示，她在 2019 年底同意加入负责加州新数学框架的教育工作者团队时预计到会有争议。但没想到会成为全国的焦点。每八年（PDF）一群教育工作者会聚在一起更新该州的数学课程框架。最新更新引起额外的关注和争议，因为它在富有天赋的学生进步方式上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它将代数1调整回了9 年级，降低微积分的重要性，并将社会公正原则应用于数学课程。旧金山率先采用了新方法的一些关键内容，在 2014 年选择将代数教学推迟到 9 年级，将高等数学课程至少推迟到 10 年级之后，以促进公平。

旧金山联合学区大力宣传这项努力的成功，声称代数的不合格率下降，学习高等数学的学生数 量由于这一变化而增加。加州教育部在起草全州框架时引用了这些结果。 但批评人士指责该学区使用精心挑选的误导性言论支持这些变化。 其设计者表示，该州数学框架的目的是保持严谨性，同时帮助弥补加州黑人、拉丁裔和低收入学生的成绩差距，加州的差异位居全美最高之列。争论的核心至少有一件事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加州公立学校教授数学的方式行不通。 在国家标准化考试中，加利福尼亚州的 8 年级数学成绩在所有州和美国领土中排名倒数四分之一。 “

然而尽管引发诸多争议和愤怒，拟议的、大约有 800 页的框架只不过是一份建议。它的设计者现在正在修改它，将对其进行 60 多天的公众审查。如果该提案在 7 月获批，各地区可自行选择或多或少地采用该框架，也可以完全对其置之不理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框架团队成员、Elk Grove Unified 的项目专家 Dianne Wilson 表示：“并不会强制要求你使用这个框架。有人担心它的实施会不平等。”

五大湖学院协会名誉主席 Richard A. Detweiler 在 Salon 上发表文章：“尽管存在德尔塔变种风险，今年秋天几乎所有大学都重新采用面对面授课的方式……”“事实证明，学生对远程学习的态度最多只能说是好坏参半，部分情况下学生起诉学校要求退还学费。但是推动向面对面教育回归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意见。”

事实上学生在面对面学习的表现比在线学习好得多。最近的研究表明，远程学习的影响是负面的。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 Stephanie Riegg 报告的，“参与在线课程的本科学生几乎所有的考核指标——包括数学、阅读、写作和英语——上的表现都比他们在校园上课的同学更差……”

对人类学习的研究不断发现，学习的社会背景至关重要，有效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在学习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想一想对你有很大影响的老师——他让你兴奋、有兴趣、好奇并有动力去学习。这位老师是一位冷静的事实传播者，还是一位对这个学科充满热情并兴奋地谈论它的人……？研究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教师——那些最成功地让学生学习的教师——是那些在关怀和信任的环境中与学生建立情感关系的人。曾经的教师、现在的神经科学家 Mary Helen Immordino-Yang 告诉我们，情绪是学习发生的必要条件：“情绪是学习开始的地方，或者通常情况下，它是结束的地方。简而言之，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说，你不可能深入思考自己不关心的事情……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没有感情的学科，比如物理、工程或数学，深入理解也取决于在概念之间建立情感联系……”

今天我们受益于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记录了这些社会教育实践的短期和长期重要性。基于广泛使用的全国学生参与调查（NSSE）的研究一致发现，与教师和导师建立有意义的课外关系不仅可以促进学习，还可以影响毕业和毕业后的就业。还值得注意的是，盖洛普-普渡大学的民意调查肯定了人们相信大学中的人际关系很重要的观点。一项针对 30,000 名毕业生的研究报告称，他们相信“学生在大学里做什么以及他们的经历……与生活和职业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如果有一位教授关心作为一个人的毕业生，让他们对学习充满热情，并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他们投入工作的几率会增加一倍以上，他们获得幸福的几率也会增加一倍以上。”
既然实证研究记录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对大学学习和毕业生成年生活的强大影响，而且人们认为这很重要，我们敢用技术取代它吗？

批评者认为：作者的自身立场使得的文章的论点令人怀疑，论据也是拼凑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多年来是一大重要趋势，在新冠疫情期间它们获得了新的关注。在疫情的第一阶段，开放在线课程成为广大新学习者的重要资源。新学习者包括学术性教育转移到网上的学生、在线寻求资源的教师，以及因为突然面临封锁或失业希望培养新技能的人。

在线和混合学习计划主管、生物系数字化学习讲师 Mary Ellen Wiltrout 和 MIT 生物学在读博士生Virginia “Katie” Blackwell 今年夏天在欧洲 MOOC 相关方峰会（EMOOCs 2021）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评估了在线课程7.00x（生物学导论）的数据。他们研究的目标是更好地了解疫情期间向在线学习的转变是否会导致学习者对课程的参与度增加。2020 年，许多 MOOC 平台的网站流量增加，新增了 30 个基于 MOOC 的学位和超过 6000 万的新学习者。

Wiltrout 和 Blackwell 发现，注册 2020 年 3 月这期课程的人数几乎是疫情前三期课程的三倍。2020 年 3 月初，注册指标似乎和 2019 年 4 月差不多——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但从 2020 年 3 月 15 日左右开始，注册率急剧上升。2020 年 7 月这期的课程，第一天注册的学习者已翻了一番，但是注册率仍然是 2020 年 3 月课程的一半。在学习者的分布方面，疫情期间，拥有.edu 地址的学习者比例更高，这明 MOOC 经常被其他学校的在读学生使用。

疫情开始时，课程视频的观看数量增加。在 2020 年 3 月的课程中，记录经过验证和经过认证的参与者在 2020 年 3 月观看的视频数量比疫情之前的课程要多得多；即使是旁听学习者——不是为了证书——也观看了所有提供的视频。在 2020 年 7 月的课程期间，记录经过验证和经过认证的参与者观看的视频数量都远少于之前的课程。 2020 年 7 月的课程中，至少观看了一个视频的参与者的比例从之前的平均 64% 下降到了 53%。Blackwell 和 Wiltrout 表示，这种下降——以及 2020 年 7 月课程参与率的总体下降可能是由于学习者的环境变化导致观看视频和参与课程的时间减少，以及额外的观看屏幕时间导致的疲劳所致。

研究发现，有 4.4% 的 2020 年 3 月学习者和 4.5% 的 2020 年 7 月学习者参与了论坛发帖——这是疫情之前论坛发帖比例的 1.4 到 3.3 倍。论坛参与度的增加可能表明，在许多人被隔离并与世隔绝的时期，人们渴望社区参与。

《流言终结者》节目前主持人 Jamie Hyneman 开始在芬兰拉彭兰塔理工大学（LUT）担任“实践”教授，任期五年。他曾被同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该校还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型实验室，学生可以设计、建造和测试原型。他据报道已到该校，但首次演讲计划通过专用视频会议软件。

Hyneman 于 2017 年获得了 LUT 的荣誉博士学位。这种互动推动了 Jamie Hyneman 中心（JHC）的创建。大学称，该中心的研讨会对该校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开放，可帮助参与者“开发新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和测试原型”。Hyneman 在声明中表示：“作为实践教授，我计划在 JHC 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创新。我也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大学的活动。例如我对环境问题和不同类型的车辆特别感兴趣。我很高兴地发现 LUT 和我在这些方面非常一致。”

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教培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转型到成人教育和卖菜。新东方周一表示，计划于 2021 年底前全国所有学习中心不再向幼儿园至九年级学生提供学科相关培训服务，即 K-9 学科类培训服务。该公司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过去两个财年，提供 K-9 学科类培训服务产生的总营收分别占公司各财政年度总营收约 50%-60% 。好未来上周表示，将停止在中国内地提供此类服务。该公司表示，将提供更多非学科服务，以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新东方称将转型到备考和成人语言培训，公司创始人俞敏洪在上周直播中表示将创建平台销售农产品。据报道，政府计划发放许可证允许部分教培企业为 K-9 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但限制为非营利性。这些企业将被允许在其他业务上获利，包括为成人提供专业考试辅导。

斯德哥尔摩市官方教育平台 Skolplattform 于 2013 年投入使用，旨在让本市 500,000 名儿童、教师和家长的生活更轻松。它充当了教育的技术骨架，涵盖了从登记出勤到记录成绩在内的各种活动。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三个不同部分组成，包含了 18 个独立模块，这些模块由五个外部公司维护。超过 600 所幼儿园和 177 所学校使用这个庞大的系统，每个老师、学生和家长都独立登录。唯一的问题？它不好用。耗资超过10 亿瑞典克朗（1.17 亿美元）的 Skolplattform 未能达到最初目标。家长和老师都抱怨系统的复杂性——发布推迟，报道称项目管理不善，被贴上了 IT 灾难的标签。该应用的 Android 版本平均评分仅为 1.2 星。

2020 年 10 月 23 日，瑞典创新咨询公司 Iteam 的开发者兼首席执行官 Christian Landgren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饰有“Skrota Skolplattformen”字样——可以粗略地翻译为“垃圾学校平台”——的帽子设计。 他开玩笑说应该在接孩子时戴上这顶帽子。几周后，戴着那顶帽子，他决定自己动手。Landgren 表示：“出于自身的挫败感，我才开始创建自己的应用。”他写信给市政府官员，要求查看 Skolplattform 的 API 文档。在等待回复期间，他登录了自己的帐户，并试图搞清楚系统是否可以被逆向工程。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创造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他表示：“我的屏幕上有来自这个学校平台的信息，然后我开始在他们糟糕的 API 之上构建一个 API。”这项工作从 2020 年 11 月底开始，在斯德哥尔摩教育委员会因 Skolplattform 的“严重缺陷”而被罚款 400 万瑞典克朗的几天后。瑞典数据监管机构 Integritetsskyddsmyndigheten 发现该平台存在严重缺陷，暴露了数十万家长、儿童和教师的数据。某些情况下可通过 Google 搜索访问人们的个人信息。该缺陷后已被修复，经上诉后罚款金额下调。在接下来的几周内，Landgren 与同为父母的开发人员 Johan Obrink 和 Erik Hellman 合作，三人制定了一项计划。他们将创建 Skolplattform 的开源版本，并将其作为应用发布，供全斯德哥尔摩沮丧的父母使用。在 Landgren 早期工作的基础上，该团队打开了 Chrome 的开发人员工具，登录Skolplattform，并记下了所有的 URL和有效负载。他们获取了调用平台私有 API 的代码，并构建了可以在手机上运行的程序包——本质上是在现有的、有问题的 Skolplattform 之上创建了一个层。

他们开发出了 Oppna Skolplattformen，或者被称为 Open School Platform。该应用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发布，所有代码均按开源许可证在 GitHub 上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获取或使用该代码，几乎没有限制。如果斯德哥尔摩想要试用其中任何代码，也是可以的。但是市政官员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它，而是愤怒地做出了回应。甚至在该应用发布之前，斯德哥尔摩市就警告 Landgren 这可能是非法的。之后八个月，斯德哥尔摩市一直在试图破坏并关闭该开源应用程序。该市警告家长停止使用该应用程序，声称它可能会非法访问人们的个人信息。官员向数据保护机构举报了该应用程序，Landgren 声称，他们还调整了官方系统的底层代码以彻底阻止该应用程序的运行。

亿万富翁 Charles Munger 是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他最近引发了争议，原因是他设计的无窗学生宿舍，被指对学生进行影响未知的社会和心理实验。他设计的加州圣巴巴拉大学宿舍楼为 11 层，能容纳 4500 名学生，其中 94% 的学生将住在单间无窗寝室内。他在接受采访了谈论了其设计理念，为无窗设计辩护。他称如此设计是为了留下比较大的公共生活空间，但睡觉的地方则基本没有窗户，目的是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睡觉的地方，因为学生讨厌与陌生人共享寝室。他认为批评者是因为这一设计与习惯迥异，他们只是不喜欢不熟悉的东西。他称，无窗寝室配备了人工窗户，能调节亮度，比真正的窗户更好。他承认，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四个方向的景色更好，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无窗设计确实来自他的想法，而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建造宿舍楼，他将不会捐钱。

经过数个月的谈判，拜登总统的“Build Back Better”议程本周进入了辩论的最后阶段。两党合作的基础设施法案包含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扩展高速宽带，旨在未来十年缩小数字鸿沟。但政府为宽带支付的 650 亿美元首期付款只能惠及有能力买得起电脑的家庭。因此最新版的“Build Back Better”更进一步，拨出资金为贫困的美国人提供联邦政府资助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白宫上周发布了最新版本的“Build Back Better”计划，提出了一项 1.75 万亿美元的预算提案，以应对气候变化并投资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服务。在该法案 1,600 多页的内容中，有一项新的计划——联网设备补助计划（Connected Device Grant Program）——将帮助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或者打折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为实现这一目标，商务部将得到 4.75 亿美元，以奖励想要在本地分发这些设备的社区团体。

89 岁的 Manfred Steiner 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物理学家。9 月 15 日，这位布朗大学物理系博士生通过了博士论文《Corrections to the Geometrical Interpretation of Bosonization》的答辩。Steiner 出生在维尔纳，二战爆发后去了美国，他对物理学一直充满热情，但高中毕业后他的叔叔和母亲建议他读医，因为在动荡的战后时期学医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他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55 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67 年在 MIT 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78 年成为布朗大学的医学教授，2000 年退休。但对物理学的热情从未远离他。在近 70 岁的时候他决定进入物理学。他先是去 MIT 读物理学，但因为通勤距离太遥远之后转到布朗大学。2000 年入学布朗大学读物理学本科课程。他起初没有计划拿第三个博士学位。

亿万富翁 Charles Munger 是巴菲特的得力助手，他向多所大学捐款建造学生宿舍，他还会插手宿舍的设计，自认为是一位业余建筑师。他向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捐款建造宿舍，其中密歇根大学的宿舍和普通宿舍差不多，但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宿舍和圣巴巴拉计划中的宿舍楼 Munger Hall 则采用了受争议的设计：布局类似监狱，卧室没有窗户。圣巴巴拉项目计划投资 15 亿美元，因无窗设计一位咨询建筑师辞职抗议，认为这一设计是一种社会和心理实验，对学生的生活和个人成长影响未知。Charles Munger 的设计理念则是为学生提供充足的互动空间，利用可重复性概念通过最大化床位数把成本降至最低。

教育部官网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设立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通知》，在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北省廊坊市、山西省长治市、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金华市、安徽省铜陵市、福建省三明市、湖北省宜昌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山东省诸城市等12个省市区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随后有报道称，这些教改实验区将缩短学制：小学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官媒随后称这一说法为谣言。